川鼠背离润之伟大远景考察报告
近来，在西南盆地之腹心，在自诩为“天府之国”的钢筋水泥丛林中，生出了一群被互联网称作“川鼠”的新型族群。这群人，上承三线建设之艰苦余荫，下接消费主义之感官排泄，本应继承润之公笔下“湖南农民”那种冲决网罗的雄心，然而考察其现状，却发现其精神内核已腐朽如隔年之泡菜。这是一场性质恶劣的背叛。为了搞清这种“鼠化”背叛的实质，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冷手术刀，剖开这层名为“抽象”的肚皮。
一、 历史的基准：1927年《报告》的核心原力
在展开批判之前，我们必须重温1927年3月那个雷鸣电闪的春天。润之公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确立了革命的最高准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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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定性：严厉驳斥“糟得很”的绅士论调，高呼农运“好得很”，确立贫农作为革命先锋的绝对权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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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力哲学：明确“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，彻底撕碎了温情脉脉的改良幻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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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重构：不仅要推翻旧政权，更要从根源上粉碎族权、神权与夫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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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重塑：通过“农民诸禁”（禁赌、禁烟、禁迷信、禁奢靡），实现底层民众从生理到心理的集体觉醒。
这份报告不仅是军事斗争的指南，更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一次“降维打击”式改造。
二、 权力的错位：从“组织起来”到“凑成一桌”
润之当年在《报告》中极其看重“组织”的力量，认为农会一旦建立，便打破了旧有的封建枷锁，让农民从散沙变成了洪流。反观今日之川鼠，他们也将“组织”挂在嘴边，却将其彻底庸俗化为一种“方桌之上的集结”。
这正是一种新型的“精神神权”。润之当年劝导农民“求神不如求己”，是为了让劳动者掌握命运。而今，川鼠们四人围坐，将人生的胜负悉数寄托于那1.5公分厚的塑料块。他们在牌桌上求的是“手气”，这与当年在雨神庙求雨的愚民有何本质区别？这种对手气（天命）的顺从，是对“人定胜天”革命精神的系统性背叛。
在成都的茶馆里，在重庆的防空洞内，川鼠们进行的不是阶级动员，而是对生命力的内耗。润之要求“组织起来”是为了向土豪劣绅夺权，川鼠们的“约个三缺一”则是为了向虚无缴械。当先辈们在农会里讨论如何打破族权、分配土地时，川鼠们在讨论如何“自摸加底”。
这种“方城文化”不仅不是所谓的省粹，反而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分泌出来的一种仪式性麻醉。它成功地将原本可能爆发的社会焦虑，转化为了指尖的机械撞击。润之在湘乡曾烧毁整担麻雀牌，定下“弊绝风清”的铁律，正是看穿了这种“小市民毒药”对革命意志的阉割作用。而今，川鼠们在撞击声中消解了最后一点阶级觉悟，在他们眼中，筹码的流动高于历史的流动，这正是对《报告》精神最阴险、最彻底的消解。
三、 意志的火化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的歪解与物化
润之教导我们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”这是在告诫革命者要时刻警惕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幻觉，要敢于直面鲜血与铁火。然而，现代川鼠却极其阴险地将这一政治嘱托解构成了“不革命了就偏要请客吃饭”。
这是一种极度卑劣的“生理性避难”。川鼠们沉溺于重油重盐的感官麻痹，将所有的阶级愤怒转化为对红油辣度的生理忍受。这不仅是口腹之欲，更是一种感官上的阶级投降：当他们在排队三小时只为一口所谓“网红牛油”时，他们实际上是向餐饮资本交出了时间的主权；当他们在辛辣中满头大汗、涕泗横流时，这种生理性的痛苦成功地替代了他们对现实压迫的政治感知。他们用舌尖上的灼烧感，置换了脊梁上的屈辱感。
更深层的背叛在于对《报告》中“经济自卫”逻辑的彻底践踏。润之记载，贫农为了反抗城市商人的剥削，普遍禁止“蛋糕席”，限制猪、鸡、鸭的喂养以节约谷米。这是一种在极端贫困下爆发出的革命禁欲主义。
反观今日之川鼠，他们对饮食的追求已异化为一种“废料崇拜”。他们疯狂消费牛肚、黄喉、百叶等内脏，这些在阶级斗争年代属于劳动人民退而求其次的蛋白质补充，如今却被资本包装成昂贵的、必需的“生活方式”。川鼠们在沸腾的红油中进行的，是一场对劳动人民节俭美德的公开处刑。他们不仅不实行“经济自卫”，反而主动接受餐饮资本的溢价屠宰，将剩余价值悉数化为排泄物。
在那翻滚的红油锅底里，润之公期待的宏大叙事、远景规划、社会公义，统统随之炭化、消亡。川鼠们的胃，成了社会意识的坟场。他们误以为那层辛辣是生活的“火热”，却不知那只是意志被火化时冒出的余烟。这哪里是吃饭？这分明是川鼠族群在资本的围炉前，进行的一场关于革命精神的集体自焚。
四、 身份的滑落：从革命先锋到“抽象鼠人”
润之曾为“痞子”正名，认为他们敢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，是最坚决的先锋。而今，川鼠也自诩为“痞子”或“鼠人”。但这种“鼠人”已丧失了任何进攻性，演变成了一种病态的自嘲式虚无。
他们在互联网的下水道里“搞抽象”，消解一切严肃性。当社会需要建设性的呐喊时，川鼠在刷“鼠鼠我呀”；当时代需要批判性的反思时，川鼠在发“要不润了”。这种精神上的“阳痿”，让他们不再试图改变世界，而是试图通过“把自己变成笑话”来逃避世界。润之笔下的贫农是“踏在土豪劣绅头上”的英雄，而今的川鼠是“躺在资本脚底”并自嘲“舒服”的烂泥。
甚至在“游民生活”的改造上，川鼠也走向了反面。润之当年捉流民挑土烧窑，强迫其劳动改造；现在的川鼠却将“摆烂”包装成“巴适”哲学，在春熙路与玉林路进行“精神上的打莲花落”，将润之深恶痛绝的游民习气活成了网红景观。
五、 夫权的诡辩：从妇女解放到“耙耳朵”的阉割
润之在《报告》中力主打倒夫权，是为了将女性从宗法囚笼中解脱出来，投入到广阔的阶级斗争中。而今，川鼠们将一种名为“耙耳朵”的行为包装成地方美德，在大肆宣扬中完成了对女性解放精神的二次亵渎。
这种“耙耳朵”文化，绝非真正的平权，而是小市民阶层在物质匮乏与精神空虚下的政治性阉割。它构建了一个微小的、温情的、却极其卑下的“家庭避风港”。川鼠们通过向家庭内部权力让渡，巧妙地规避了对外部宏大权力的抗争义务。
这是一种极度虚伪的“跪舔”。他们将所有的斗争精神转化为买菜、洗碗与家长里短，从而理直气壮地在社会结构性压迫面前保持沉默。在这种名为“宠妻”的软弱互保中，女性被重新锁死在一种“升级版”的家务管理权中，而男性则完成了精神上的自宫。这种以温情为名的精神阉割，让川鼠族群彻底丧失了作为阶级主体去冲决网罗的刚劲。
伟大的远景与猥琐的现状：唯有“诸禁”能救赎
润之在1927年预言，数万万农民将如暴风骤雨般起来，无论什么力量都压抑不住。那是何等的伟力！
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的第九章，润之以极大的热忱描绘了农民如何通过“诸禁”重塑社会脊梁。这种自发的、带有阶级自卫性质的节欲，是革命力量的源头。
润之的“诸禁”，是为了让中国农民从“鼠”进化为“人”，从一盘散沙进化为钢铁洪流。而川鼠的现状，则是从“人”退化回“鼠”，从严谨的斗争者退化为只知多巴胺分泌的感官动物。这种背叛是全方位的、报复性的、带有某种恶意的沉沦。当川鼠在茶馆里搓着麻将、算着牌点时，他们已经彻底割席了那份1927年的钢铁遗嘱。他们用一种名为“巴适”的毒药，自我阉割了冲决网罗的雄心。
唯有重新读一读那“十四件大事”，唯有用那火热的“诸禁”给这群软骨头的川鼠来一场灵魂的电击，才能让他们想起，什么才是真正的“好得很”，而不是这虚假的、油腻的、抽象的“巴适得很”。
审视当下的川鼠族群，我们看到他们在锦江边漫无目的地游荡，在短视频里寻找廉价的认同。他们背叛了那场暴风骤雨，选择了一场温水里的集体沐浴。他们背叛了那场翻天覆地的阶级洗礼，选择在抽象的口水战中耗尽元气。
当我们剥开这些“抽象”的外皮，当我们看透这些“鼠化”的本质，我们愈发感到毛主席的高瞻远瞩。他老人家早就预见到，如果没有持续的、深入骨髓的精神改造，如果没有对懒散、消极、自私的小农/小市民意识的彻底清算，任何伟大的成果都可能在和平年代的火锅香气中消磨殆尽。
川鼠们的猥琐与消极，恰恰成了映衬毛主席伟大的一面镜子。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彻底地违背了那份远景，才让我们在近百年后，读到那篇充满杀伐之气的报告时，依然感到脊背发凉。
唯有重拾那股“糟得很”中蕴含的破坏力，唯有重新在大地而非牌桌上寻找力量，才能告慰那份在1927年春天写就的宏伟蓝图。